《世界人权宣言》指出，人人有离开祖国的权利和返回祖国的权利。《宣言》的原文是：“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,包括其本国在内,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。”
　　
　　改革以前，中国处于贫穷和压制之中。当时，很多读书人渴望离开祖国。至于返回祖国的权利，好像并不重要。首先是能够出国就属于特权和特例了，其次是那时大多数国人住着小平房，夏天漏雨，冬天漏风，工资也在百元以下，回来的愿望不大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中国虽然有待发展，毕竟大部分城市居民吃饭没有问题了，冬暖夏凉也实现了。也就是说，中外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缩小了。此外，国内也有发展的机遇。因此，返回祖国的权利也就显现出重要性。
　　
　　中国的变化说明，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的制定者是有远见的。
　　
　　做一个不太准确的类比，农民的权利也应该包括离开土地的权利，留在土地上的权利和返回土地的权利。在本文之前，贺雪峰先生就指出：农民可返回土地是最基础的人权。这中间的道理，其实也并不复杂。为了离开土地和进入城市的代价，农民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最先自主离开土地的农民，曾经被认为是盲目流动，简称为“盲流”。盲流，是最具歧视性的称呼。以后的暂住证和收容遣送，都是对农民的限制和歧视。那时，农民离开土地的权利就很突出。而随着城市化的进展，农民留在土地上的权利和返回土地的权利就提上了日程。
　　
　　城市越来越大，不断地蚕食着周边的土地。此时，农民面临的已经不是有没有离开土地的权利。农民有没有不卖地的权利，以什么样的条件离开土地，以及离开土地以后怎样生活，成为重要的问题。富裕的农民征地以后生活水平是否下降，贫穷的农民征地以后怎样维持生计，都是不能不考虑的。
　　
　　我不是说，征地以后农民都过不下去了。有些农民在征地以后得到好几套房子，靠出租就可以衣食无忧了。同时不能否认的是，也有不少征地的案例没有考虑农民的利益，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冲突。
　　
　　有人说，农民的土地已经不多了，起不了多大作用。这样的逻辑，在城市危房改造中也出现过。大致是那种小破房子没有什么用，不如改造后住进楼房。但是，有小破房在，民众尚可以对付着过下去，有进取精神者才可以发展。拆迁了，补偿金不够，要东街西凑，或者贷款才能够住进楼房，以后的日子怎么办？关于这一点，我在《国政论9 让◎◎做稳，公德无量》中还要详述。我想，农民尚存的那点土地也是这样吧。
　　
　　那些认为危房改造是对低收入市民的恩赐，征地是对农民的恩赐的人，最好在为市民提供买得起的房子，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以后再说这样的大话。
　　
　　在《土地流转，后泡沫经济时代的视角》中，我还要指出，不要再以为国库里面还有用不完的金山银山，可以今天拆这个，明天挪这个了。另外，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面，城市的就业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不合时宜地强行推进城市化，把农民从农民赶进城市，灾难就不远了。
　　
　　总之，留在土地和返回土地是农民的基本权利，而土地是农民最后的安全屏障，也是社会安定的最后屏障。
　　
　　至于农民也有权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，有些人恐怕就难以理解了，故从略。

强列支持.....我是农民没土地我就没米了.